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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您想給強大的祖國統一嗎？ ◎中共國慶，人民遭殃--共產黨殺人記錄--曹長青 您想給強大的祖國統一嗎？ ◎中共國慶，人民遭殃--共產黨殺人記錄--曹長青 http://caochangqing.com/big5/newsdisp.php?News_ID=2007 ——原載《縱覽中國》2009年10月1日 http://www.caochangqing.com （轉載請指明出處） 十月一日，是中共的“國慶節”，其實，當代中國人的所有苦難，都是從這一天開始的，它是中國最黑暗的一天，因為正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，中共開始了以大規模殺害平民進行暴力統治的專制制度。無數中國人的鮮血，染紅了人類歷史上最血腥、殘忍的一頁。下面這些數字和資料，是平常讀書閱 報中隨手摘錄，它只是共產邪惡的冰山一角： 一，中共建政初期（1950到1955年） 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不久的五十年代初，中共就發起“土改、鎮反”、“三反五反”運動，導致大批中國人被處決或迫害致死。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、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（Andrew Nathan）在《中國的民主》（Chinese Democracy）一書中的數字：五十年代初期，中國有2,000萬人被打成“地富反壞”份子。 前《紐約時報》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（Nicholas Kris 住商房屋tof）在其專著《中國覺醒了》（China Wakes）中說：“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，從1948年到1955年，有400萬人被處決。” 據前《華盛頓郵報》駐北京記者邵德廉（Daniel Southerland，現華盛頓自由亞洲電台副台長）在該報發表的調查性報導“毛時代的大眾死亡”（Mass Death in Mao’s China，1994年7月17和18日連載）中的數字：被殺“地主”為100萬到400萬之間；被殺“反革命”及對國民政府同情者為100萬以上；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“肅反”，至少使幾十萬人喪生。 據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《共產主義黑皮書》一書（Stephane Courtois & Mark Kramer: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）：“從1950到1957年，中共的城市清算鬥爭造成100多萬人異常死亡。”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的《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》的報告：從1949年初到1952年初分兩階段進行的“鎮反”，鎮壓了反革命份子1,576,100多人，其中873,600余人被判死刑。 從上述數字推算，這個期間的非正常死亡數字，起碼在中共黨史研究室報告提到的（合計 買房子）90萬零2千人，到羅瑞卿估算的400萬之間，或更多。 二，中共建政第二期（50年代中期的反右運動） 據北京《朝華出版社》1993年出版的《中國“左”禍》一書：在“反右”中，共有552,973人被打成“右派”。至該書出版時，上述全部右派僅有96人 沒有“平反”。中共當局堅持“反右”是對的，僅承認“擴大化”了。如以96人沒有平反來計算，那等於“擴大化”了5,700倍！ 據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合編的報告：“在整個反右運動中，有2,013,300余人被定為右派、右傾份子和右派邊際份子（即不戴帽右派），有72,700多人被逮捕，有22,100余人自殺，3,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蹤。” 從這份中共報告可以看出，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的人多達200余萬，而且幾乎全部是知識人。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僅有500多萬知識份子的比例來算，當時有40%的知識份子被迫害。 三，中共建政第三期（1959到1963年） 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，中國人口普查數字顯示，人口急劇下降。中共當局把人口下降歸於所謂“三年自然災害”--糧食減產導致的饑荒造成。但近來越來越多的內部資料和海外研究 有巢氏房屋證實，這是一場“人禍”，是政策錯誤導致，而且死亡數字相當驚人。 西方較早提出具體數字的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博士（Judith Bannister）八十年代初的報告《中國變化中的人口》（China’s Changing Population），該報告根據中國歷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：“在中共大躍進政策失敗後三年災害期間，因饑餓死亡了3,000萬人。” 據專門研究共產國家異常死亡的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系教授拉梅爾（Rudolph Rummel）在《華爾街日報》（1986年7月7日）發表的“戰爭並非本世紀的最大殺手”（War Is not This Century’s Biggest Killer）一文中的數字：“毛澤東時代，有2,700萬人死於饑餓。” 前《紐約時報》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（Harrison Salisbury）在1992年出版了專著《新皇帝們：毛和鄧時代的中國》（The New Emperors ：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）。索爾茲伯里曾多次訪問中國，並採訪過趙紫陽、楊尚昆、薄一波等，該書很多數字來自中共高層官員。在談到六十年代初的饑荒時，該書引述中共公安 部一位資深官員的估算，根據當時全國頒發的“領糧證”計算，有3,000萬人餓 G2000死（後來再沒使用“領糧證”）。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估算，“當時餓死的人數在4,300萬到4,600萬之間。” 1996年，前英國《衛報》記者，香港英文《南華早報》駐北京採訪主任貝克爾（Jasper Becker）的專著《餓鬼：中國的秘密饑荒》（Hungry Ghosts: China’s Secret Famine）在倫敦出版。該書首次對中國六十年代初死於饑餓人數進行了大量採訪和研究。貝克爾曾前往中國幾個省份查看了“地方志”，並通過私人關係看到 了一些中共有關文件，進行了第一手察訪，因而該書有很多首次公佈的資料。 根據貝克爾的採訪調查，當時所以出現饑荒，主要原因：一是大躍進時九千萬人大煉鋼鐵，沒有照顧農田；二是大躍進謊報糧食產量，導致當局相信農村有足夠糧食，不僅不發糧，還仍按謊報產量推算的數字徵購糧食；三是當出現糧荒時，北京決策者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，農民藏糧反對共產黨，因而繼續用強制手段征糧，並鎮壓說餓的農民，禁止村民外逃找糧。 這場人為饑荒導致大規模死亡，貝克爾的書揭示，其中河南、安徽、四川、甘肅、貴州等五個省最為嚴重。河南省很多鄉鎮的餓死率達20-30%；該省信陽地區1958年有人口800萬，結果 濾桶400萬人餓死，死亡率達50%，是當時中國餓死率最高的地區。 在當時3,300萬人口的安徽省，“死於饑餓237萬人。其中最嚴重的是鳳陽縣，有5,100人餓死，孤兒達3,304個（多數在10歲以下）。”“在鳳陽，面對饑荒，中共幹部認為是階級敵人破壞，對聲稱饑餓、以及被懷疑藏糧的農民進行迫害：包括活埋、用繩子勒死、割鼻子等器官……被迫害人數達 28,026人，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，383人終生殘廢，被關進監獄的2,000余人中，有382人死在獄中。” 後來流傳到海外的中共官方“鳳陽報告”（陳振亞於1961年2月根據該縣各鄉上報的資料寫成，載香港《開放》雜志1994年3月號）：該縣餓死 60,245人（接近該縣農村人口的五分之一），8,404戶全家餓死，出現603起吃人事件（當地人說，那時只要看到誰家的煙囪冒火，一定是在煮人肉）。 《餓鬼》說，甘肅省當時有1,200萬人口，最低估計有69萬人餓死。在當時有1,600萬人口的貴州，“約有100萬人死於饑餓。其中遵義地區（中共長征時在此召開著名的遵義會議），八個人中僅有一個倖存。” 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，餓死人比例也相當驚人。貝克爾的調查估算數字是，四川死亡人數在700到900萬之間。 僅上 九份民宿述五個省——河南（餓死780萬）、安徽（餓死230萬）、甘肅（餓死130萬）、貴州（餓死100萬）、四川（餓死900萬）的統計估算，就有2,140萬人死亡。 2008年，中國資深記者楊繼繩花了15年調查採訪寫成的長篇報告《墓碑--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》在香港出版。這本長達1100頁、80萬字的專著， 被專家評為迄今對中國那場“大饑荒”的死亡人數、發生原因，最詳盡、深入的調查報告。楊繼繩的結論是，中國當時有3,600萬人餓死。 該書提供很多第一手資料：河南信陽地區，因饑荒而發生嚴重的人吃人現象。在餓死人最多的三個縣（光山、淮濱，商城），楊繼繩採訪到的很多人都說，當年要麼自己家吃過人，要麼被人吃了，要麼見過別人吃人的場景。安徽亳縣，全縣超過20萬人餓死，“以至把人肉煮熟後，還發生了搶人肉吃的場面。” 該書提供了一個以往這方面專著都沒有的資訊：在當時中國發生大饑荒，餓死人最多的12個月裡，中國糧食部的記錄顯示，庫存糧仍有887億斤。即使到饑荒最 嚴重時，中國仍有403億斤庫存糧，照當時標準，相當於1億4千萬人一年的口糧。有評論說，如按中國歷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，開倉放糧，即使拿出一半救災，也不會那樣餓死人。這些資料更證明，這完全 seo是一場人為政策造成的大眾死亡。 對中國大饑荒死亡人數提出最多估算的是上海大學學者金輝，他在該校文學院出版的《社會》月刊（1993年4、5月合刊號）發表的“三年自然災害的備忘錄”專文中說：“1959到1961年之間，全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在4,040萬至4,319萬之間。” 金輝提出的4,319萬，是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各年度人口總數、出生率、死亡率為基礎及調查推算得出，而且是在中國官方刊物上發表，因此比較引人注目（該雜志因刊載此文隨後遭當局查禁）。 從海內外專家學者的各種研究成果可以看出，中國那場大饑荒的死亡人數，起碼在3,000萬左右，而且是人為政策造成的，完全是一場“人禍”！ 四，中共建政第四期（1966至1980年） 據上述黎安友所著《中國的民主》中的數字：在文化大革命期間，有300萬幹部被定錯，30萬被定罪（多數定為反革命）；該書引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南斯拉夫記者所說——“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，占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。” 據《華盛頓郵報》記者邵德廉上述調查報導中引述的數字：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說文革死了100萬人。 據上述索爾茲伯里的《新皇帝們：毛和鄧時代的中國》中的數字：1987年10月他在北京採訪中共高幹陳漢生時得知，在 酒店經紀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煽動講話後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，僅在北京東部，就有8,400人被批鬥，其中2,953人被打死。陳漢生說，在文革十年中，有400萬人被迫害致死。僅在廣西，就有67,500多人被打死。在北京大興縣，1967年8月26日及隨後幾個星期，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鬥，22戶全家被打死，300多人被迫害 致死。 據前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《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》的報告中的數字：“1984年5月，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、核實，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：420萬余人被關押審查；172萬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；13萬5千余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；武鬥中死亡23萬7千余人，703 萬余人傷殘；7萬多個家庭整個被毀。” 中國學者中，對文革深入研究的是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王友琴。她于2003年寫出50萬字的《文革受難者》專著，收集研究了659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者的 個案。據該書列表，紅衛兵最殘暴的1966年“紅八月”時，每天打死人數高達三位數；僅八月在北京，就有1,772人被活活打死。 綜合上述數字，文革中的死亡人數在中共官方報告的（合計）210萬人到陳漢生估算的400萬人之間。 五，中共建政第五期（1989年及之後） “六四”屠殺中到底有多少人喪生，至今中國政府沒有公佈 面膜。上述紀思道和伍潔芳合著的《中國覺醒了》談到“六四”死亡人數時說，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信息，估算遇難者在400到800之間，幾千人受傷。紀思道對此感歎說，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，也超過整個19世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。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，約3,000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。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《環球郵報》記者黃明珍（Jan Wong）的回憶錄《神州怨》（Red China Blues）中的數字：“在六四後的6月8日，我進入北京工人醫院，那裡的醫生說，太平間裡堆積至少100具屍體，醫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櫃，每個能裝4具屍體，也都塞滿了，但仍不夠用。” 1996年12月18日，美國參議院就天安門屠殺舉行聽證會，在會上做證的前《時代》週刊駐北京採訪主任艾克曼（David Aikman）說：一位合眾國際社記者在六四之後三天內，曾打電話給北京的幾家醫院詢問死亡人數，最多一家醫院說有323人死亡。 2009年，在“六四”20周年前夕，前中共新華社記者（六四期間擔任該社國內新聞部主任）張萬舒，在香港出版了《歷史的大爆炸——六四事件全景實錄》一 書。該書援引當時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譚雲鶴的話說，“六四事件死亡人數有727人，其中學生和群眾死亡713人，軍隊死亡14人。”這個數字顯然比當時中國紅十字會記錄的2,700人少很多 宜蘭民宿。  .